△ 胡贤忠在鼠疫纪念碑前

1940年，距离宁波上一次抵御外敌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战火再次烧来。

30多艘日本军舰逼近镇海，他们急切的要拿下中国军队占据下仅存的大型港口。

宁波城内，8岁的胡贤忠还不知道战事已经临近，他正享受着自己最后一段无忧的童年时光。在他生活的开明街上，酒馆里碰杯声不绝，电影院一票难求，这条老街依然代表着宁波城最荣光的一面。

1940年10月27日，挂着膏药旗的轰炸机从空中掠过，属于开明街的繁华时光即将被一场鼠疫暂时抹去。

 △ 资料图，左为工作队清理疫区，右为隔离区内的女子病房

开明街

1932年，胡贤忠出生，父母取了个在江浙常见的乳名“阿毛”，意喻孩子皮实、命硬。

那一年，他家还算殷实，由叔父资助，在开明街购置了一套房产，经营着制作麻将牌的“胡元兴”骨牌店。

开明街得名于附近的那座开明桥，明清时，兴盛的商贾店铺成了气候。到民国年月，说起宁波城的繁华之地，这里已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

也是在胡贤忠出生的那一年，在东京新宿区的陆军军医学校内，新设立的陆军防疫研究室迎来了他的“掌门人”石井四郎。

这个身高一米八、留着撮小胡子的中年男人，刚刚结束了他的欧洲之行。石井四郎向陆军省报告，德国正尝试将细菌转用为武器。“日本如果不立即开始进行基础研究，那就赶不上马车了。”

石井四郎找到了“最强有力”的武器，他发现，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在进行细菌战研究时无不将鼠疫菌排除在外，他们似乎仍在忌惮14世纪那场夺去欧洲四分之一人口的鼠疫的威力。但石井四郎的心中没有畏惧，他相信：鼠疫菌是日本应独自研究的最好的细菌。

一座距离战场更近的“实验室”已经为石井四郎搭建而成，在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近郊，划定出了6平方公里的军事特区，内部监狱、实验室、甚至铁路支线一应俱全。还有那些被关押的战俘、抵抗人士，他们被称作“马鲁太”，日语直译为“圆木”。作为实验对象，他们中的一些被注射鼠疫、霍乱菌苗，另一些则被用于冻伤、瓦斯坏疽实验。

到1939年，这支石井四郎治下的部队，约有2600人从事细菌战研究，其中不乏自日本本土医学院被派遣来的学者。几年后，这支部队将改用秘密番号“满洲731部队”。

此时，北方的战火逼近宁波，但年幼的胡贤忠浑然不觉。开明街也依旧繁华，还刚刚铺设了那年月少见的柏油马路。

因为父母信了洋教，胡贤忠在离家不远的教会学校斐迪小学读书。他家的两间房子分别租给了豆浆店和牛肉粉店，但生意都比不过街转角的元泰酒店，那里卖着享誉全城的绍兴老酒。大上胡贤忠几岁的钱贵法在店里跑腿打杂，有时他还提着竹篓负责外送，里面放的是宁波人最爱的鳝丝面，鳝丝下酒、面条做主食。

除去商铺、吃食，开明街也不缺少娱乐，宁波最早的电影院之一民光戏院盖在这里。胡贤忠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了那时的明星周璇，一张电影票不便宜，他总想着父母能带自己再去看上一次。

街面上似乎没有改变什么，胡贤忠只是隐隐听父母说，城外的世界并不太平，“日本人好像要打来了。”

宁波上一次抵御外敌还是在1883年中法战争，镇海口上清军与法国军舰进行了数月的炮战，最终换来议和。

这一次，敌人依然是从海上来。1940年，沿海港口相继被日军占领，只有宁波独存，大批战时物资也由此转运至内陆。掐断这条联络线，成了日军重要的军事目标。

7月17日，双方在镇海交火。守军以阵亡600人的代价，击毙日军近400名，击落飞机一架。

△ 日军投放鼠疫菌受害地疫区图

鼠疫 

镇海战势正是焦灼时，距宁波160多公里外的杭州笕桥机场，石井四郎的几十名部下抵达了这里。

这是石井四郎一直期盼的时刻，被称之为“雨下”的作战命令已经下达，攻击方法是自空中投下菌液或带鼠疫的虱子，目标宁波。

731部成员和南京的荣1644部成员合在一处，他们数次实验从不同的高处投下装有鼠疫虱的箱子，以期达到最佳的落点。所有成员被要求只能佩戴徽章、不能着制服，为即将到来的袭击做最后的掩饰。

1940年10月27日，清早就有日军飞机从开明街上飞过，纷纷扬扬的撒下一摞传单。上面画着中国人与日本人握手的图片，写着“中日亲善”四个字。

下午2点，挂着膏药旗的飞机再次从开明街上空飞过，这次撒下的是小米、小麦。正在吃饭的钱贵法从元泰酒店跑出来，日本的飞机后面像拖起了一阵黄色的烟雾，直到落在屋顶上，想起了一片“沙沙”声。

元泰酒店的帐房何福林捡了一粒放在嘴里，咬了咬说：“真的是小麦啊。”这些落下来的谷物，似乎是为了证明上午传单所写的“中日亲善”，人们的视线还没有发现，携带了亿万鼠疫菌的跳蚤也已从天而降。

那一晚，宁波下了雨，更多落在屋顶上的麦粒被冲刷下来。为了缓解用水的不足，不少人家都在屋檐下放了接雨水的“七石缸”，胡贤忠看见，几颗麦粒沉到了缸底。还有些落在地上谷物被扫成一堆，家禽啄下去，第二天就死了。

三天后，人体上的征兆开始出现。隔壁豆浆店的夫妇以及元泰酒店的何福林都有发病的症状，周身通红、淋巴肿大，高烧不退。豆浆店的夫妇在10月31日去世，何福林也只多熬了一天。对于他们的死亡，一度被归结为疟疾。

胡忠贤的姐姐胡菊仙也病倒了，跟着是弟弟胡贤庆。弥留时，姐姐给最疼爱的胡贤忠留下一句：“大毛，要好好读书啊。”

胡贤忠的姐姐死去第二天，11月3日，感染者已有36人，死亡16人。在为感染者验血和穿刺后，华美月医院院长透露：“该疫实系鼠疫。”

父母想把胡菊仙的遗体安葬在乡下老家，但鼠疫的消息已经传开，进入祖坟的要求被拒绝，他们只好在山上找了片空地将女儿掩埋。小儿子胡贤庆则被埋在八角楼附近，那是片有钱人为穷苦人家捐建的义冢，宁波有句歌谣唱到“八角楼下小鬼多”。

11月5日，宁波《时事公报》正式发文“巨祸，全体市民一起来扑灭鼠疫”，有镇公所通告，拒收疫区居民。

逃离开明街成为了人们的本能，但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追逃也成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在一张那年绘制的《避居地图》上，几十个开明街居民奔逃的路线，呈放射状四散到宁波城周围。事后统计，至少有32人死在了疫区之外。

胡贤忠也被父母安排往乡下避难，知道他从宁波城里来，第一个村子下了“逐客令”。连夜去往第二个村子，依然如此，亲戚只好把他又送回了宁波城里。

 △1940年11月5月的宁波《时事公报》揭露了鼠疫“巨祸”

隔离

开明街上已没了生机。

11月8日动工的隔离墙在三天后完工，墙高一丈，墙顶加弧形铁皮压顶，防止鼠类蹿越。围墙内，圈住了开明街附近5000平米的范围。

三处隔离医院也设立完毕，甲部在原本经营服装生意的同顺提庄，安置那些已经确诊的感染者，胡贤忠的父母都在其中。丙部设在开明庵，安置有疑似症状的病人。

胡贤忠自己被安置进隔离医院乙部，这里收容疫区内暂未有症状出现的居民。隔离区设在永耀电力公司内，是宁波为数不多的钢筋水泥结构建筑。

永耀电力公司的办公室被改成了隔离病房，每间住上四五个人，一共一百余人。每日三餐，就是一碗稀饭和几块霉豆腐。

隔离病房窗外是开明街的街道，天色暗下来，胡贤忠趴在窗户上向下看去，街边的路灯好像比以往更暗了些，在喷洒过石灰消毒后，所有地方都是灰蒙蒙的，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走过去，更衬着阴沉。

在乙部隔离病房，住着同样经营骨牌店生意的阿三爸爸。里面的日子，他对胡贤忠照顾有加，几次嘱咐，如果有头痛发热千万不能讲出来。“如果被送到同顺提庄（甲部），就完了。”

为甲部隔离区病人准备的棺材放在街道两边，一天，阿三爸爸指着其中的一口棺材告诉了胡贤忠，他父亲的死讯。阿三爸爸也是听人转述，胡贤忠的父亲在被放进棺材时还在摆手。“他应该是想活下去的。”

钱贵法有着近乎相同的经历，他于11月1日发病，持续发热接近失去意识。在被送进同顺提庄后，钱贵法被安置在一张并排躺着四个人的木头床上。

室友中，有人持续的身体痉挛，像“虾子”一样弯曲着身体，眼睛突出来许多，一下就从床上摔下去死了。一屋子人都有身体红肿的症状，“变成黑色的时候就会死去。”

许是棺材不够用了，钱贵法还看见有的棺材里放着两具尸体。一天神志不清的时候，他也被放了进去，因为脚还能动，才从棺材里抬了出来。

11月底，乙部隔离区的居民陆续的被获准离开，胡贤忠在此时确认，父母都已去世。和甲部所有死亡的病患一起，他们都被掩埋在了宁波老龙湾附近。在甲部隔离区收治的61人中，最终痊愈的只有钱贵法一人。

11月29日，焚毁隔离墙内房屋的消息公布，这被称为一项“破釜沉舟”的举措。居民们获准在这之前回家取些行李，屋里衣物大多已被喷上消毒室，没法再要，胡贤忠只拿到了一张全家福的合影。

次日晚7点，疫区11处同时放火，火光中开明街的1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至此时，鼠疫造成的死亡人数，仅有名有姓者就已超过百人。

△鼠疫死难者名单 

逃离

1941年春，日军第五师团在浙东登陆，4月19日，宁波沦陷。

随着战事，石井四郎和部下们对于细菌武器的“实验”也没有停止。在宁波投放鼠疫一个月后，又于金华投下鼠疫菌。疫情随后传播到义乌，在1941年和1942年两次爆发鼠疫，一些村庄死亡人口近三分之一。

多年后，一篇据称为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提交的博士论文被发现，其中记述了1940年至1942年间在中国传播鼠疫菌的情况，论文称，日军在宁波散播了2公斤鼠疫菌，一二次感染共造成了1554人死亡。

开明街焚毁后，经过在乡下的暂避，胡贤忠投靠了在北京经商的叔父家。三年后，叔父的生意的败落，胡贤忠回到了日军占领下的宁波。曾经的乙部永耀电力公司成了日军的司令部，隔离墙已被拆毁，开明街的废墟变成了日军的操练场。只是在宁波人口中，这里有了个新的名字——鼠疫场。

胡贤忠寄居在嫂子的母亲家，没了依靠。“我想家里人，也恨日本人。”

但恨意很难抵消对占领者的恐惧，在宁波要去江东要过一座日军看守得桥梁，每个路过人都向日本哨兵鞠躬行礼，胡贤忠也跟着弯下了腰。“像传染病一样，一个人做了，后面的人也都跟着做。”

1945年3月，石井四郎召集部队下达了“增产令”，他坚信日苏必将开战，要以实施细菌战的“X日”为目标进行准备。源源不断的致命病菌被培植出来，数量之可观用原部队成员的话形容：“如果用理想的方式散播开来，地球上的人类将全部死光。”

石井四郎预言的战争果然到来，但这当中并没有他的舞台。8月9日，苏联空军在哈尔滨上空投下了照明弹，731部队的成员们在防空洞里躲了一夜。

败退开始，石井四郎希望守住731部队的秘密，他想杀死所有作为实验对象的“马鲁太”、炸毁实验设施。在部队成员撤退的火车站台上，石井四郎大声的嘶吼：“走到哪里都要严守731部队的秘密，如果谁泄露了军事秘密，我就追你们到哪里！”

回到日本本土，石井四郎一度隐匿踪迹，并给部下寄去钱资意图“封口”，甚至传言他要为自己筹备一场假葬礼。最终“拯救”石井四郎的，恰是人们对细菌战威力的渴望再次重演。

石井四郎与美军达成了协议，以多年来的细菌实战资料换取了逃脱战犯审判。他曾向美方调查官讨好：“我作为细菌战的专家，希望能得到美国的雇佣。为了做好对苏作战的准备，我可以拿出积20年的经验和研究的成果。”

胡贤忠无暇顾及宁波鼠疫祸首们的结局，他的日子依然很难。十多岁时，胡贤忠开始了在一架皮鞋店的学徒生活，有时换件新衣服都要靠亲戚接济。

宁波光复后，鼠疫场上的人家大多将老宅的位置出租，开明街上又有了新的店铺出现。胡贤忠的位置租给了一家餐馆，但新建的房子样式、格局都简陋了很多，繁华程度也再难恢复当年。

 △石井四郎——日本细菌战的策划者之一

暮年

1959年，69岁的石井四郎死于喉癌。据称，晚年的他以行医为生，并总是说：“以能救助生命为快乐。”

解放后，“鼠疫场”的名字仍然在宁波人口中流传，当地解剖家鼠5000只调查，再未发现鼠疫迹象。胡贤忠入伍，并娶了皮鞋铺师父的女儿为妻，但他很少再提起自己的经历，想着也不会有人愿听。

数十年后，儿子给他看了一篇新闻，一位在日军轰炸忠失去胳膊的老人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胡贤忠也开始参加到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的起诉当中。

1998年，在即将前往日本出庭的两个月前，钱贵法的骨髓癌加重。去世前，面对来访的摄影师，钱贵法赤裸着上身躺在床上，请求拍下自己在鼠疫后进行淋巴腺手术的痕迹，留下最后的证据。

胡贤忠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有亲戚劝他别去，日本人太坏。他自己也跟代理诉讼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说：“日本兵太坏了，好人不多。”

在一次晚宴上，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向胡贤忠道歉，两个人碰了杯。“没那么多恨了，看他的样子也老了。”

每次去日本，他都要到靖国神社去看看。那里四周是阵亡军人家属种下的树木，胡贤忠理解这种做法，因为彼此都失去了亲人。但他厌恶靖国神社外右翼团体广播车的聒噪，喇叭里还在宣扬那是场“英雄的战争”。

细菌战受害者的二审依然以败诉为结局，东京地方法院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实施过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的事实，但不判定日本政府需要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理由是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即现政府不对在1947年实施《国家赔偿法》前的国家行为承担责任，民众没有向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

在家里，胡贤忠总看国际频道，他关注日本大选的消息，想知道每个政党对侵华战争的态度是如何的。去日本的次数多了，他还学会了日语的“阿里嘎多”（谢谢）。

前两年，一濑敬一郎又来宁波收集材料，他爱喝酒，胡贤忠用当地的老酒招待。有些醉意了，一濑敬一郎举起酒杯：“（诉讼）这件事，我们还要做下去。”

每年的清明或是10月27日，胡贤忠都无处祭拜。姐姐的埋骨地没有墓碑，早就找不见了，老龙湾那里也盖起了新的居民楼。

搬了几次家，不是刻意为之，但胡贤忠的住处离开明街都没超过一个路口。开明街的格局没变，只是马路拓宽了几倍。胡家老宅的位置现在是商场，鼠疫纪念碑就立在门口。这里又成了宁波最繁华的中心，但很少有人再提起“鼠疫场”这个称呼。

年老的受害者们一个个去世，张罗举行纪念活动时，一个电话打过去，才知道人已经走了很久。

今年的10月27日，也多半不会再有活动举行，胡贤忠只想在家待着，甚至不会去纪念碑前看看，因为开明街原本的模样一直就刻在他的心里。

参考文献：

《在刺刀和藩篱下》     西里扶起甬子

《恶魔的饱食》            森村诚一

《宁波鼠疫纪实》        水银

《宁波鼠疫史实》        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

《话说宁波历史文化》 朱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