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资本董事长 Michael Moritz 今年初在《金融时报》写专栏，称中国科技公司的“职业道德”远胜过美国竞争对手：高层经理上午 8 点左右开始工作，直到晚上 10 点才离开，其中大多数人是每周工作 6 天，而且很多其实是 7 天都这么做。今年初，雅虎酋长杨致远也谈到了中国科技界的 996 现象，称令人钦佩。

中国创业圈”年龄歧视“真实写照

以下文章来自 Bloomberg：前者与后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本文为硅发布翻译简写。

年过三旬？在中国科技界，你已经太老了

2017 年 12 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时间刚过 9 点，欧建新向妻子和两个子女道别，离开家去公司。他在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兴通讯的深圳总部工作，任研究工程师。约一周前，欧建新被公司劝退，但管理层想找他再谈一谈。

“公司有内斗”，他曾这样告诉妻子：“我很可能成为牺牲品”。尚不清楚那天欧建新是否面见了管理层，外界只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到公司后去了研发园区他曾工作过的办公室，从 26 楼跳楼身亡，年仅 42 岁。

欧建新从 26 楼跳楼身亡，年仅 42 岁

事发四天后，欧建新的妻子在博客平台“美篇”上发文，写了丈夫的死和死亡情况。她在博客中说：中兴通讯拒绝给出欧建新被解雇的理由。据彭博社报道：当时彭博商业周刊记者试图与该公司联系，两天后，欧建新的妻子将博客撤下，她和中兴通讯的发言人都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然而，欧建新的故事却有自己的生命：事发后四个月里，阅读欧建新妻子的博客成为了一种“病毒现象”，美篇平台内容仅注册用户可见，站内博客浏览量超过 10 万，但通过口耳相传和媒体报道，故事到达率达到了百万级别。

中兴劝退欧建新的原因和他自杀动机依然无从知晓，但对谈论这个故事的网民而言，这些都不重要。几乎立刻，读者抓住了欧建新的年龄：42 岁。在中国，他可能会被认为太老而无法胜任工作。根据中国最大招聘网站“智联招聘”数据：四分之三的科技工作者年龄小于 30 岁，中国互联网多年来的焦虑在这一刻集体爆发，并被称为“ 30+ 的中年危机”。

Helen He 留着波波头，皮肤光泽，看上去与女大学生无异。她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做招聘官，深知年龄的压力：她已经 38 岁，而老板让她不要招任何超过 35 岁的应聘者。

“多数 30 多岁的人已经结婚，而且必须照顾他们的家人——这导致他们难以专注于高强度的工作，“她也认为这是社会共识。但也许她已经料到：自己有一天要离职换工作时，也可能会面对同样情况：“如果一个 35 岁的应聘者不是来应聘“经理”的，招聘公司甚至都不会看他简历一眼。”

“理想化的年轻人”是美国科技产业的DNA。乔布斯、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都是著名的大学辍学生，分别创办了：苹果、微软和 Facebook，而在这些公司文化里，充满了对权威的不信任。

自 2015 年以来，谷歌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应对一场与年龄相关的集体诉讼，而在 3 月，ProPublica 调查显示：过去五年中，IBM 在美国裁掉 20,000 名上了年纪的雇员，以“大幅增加 1980 年后出生的员工数量”。两家公司都表示：他们遵守了就业法。

而在中国，歧视的年龄边界甚至比美国还要年轻。

讽刺的是：中国大部分知名科技公司都由 30 岁以上的男性创办。雷军 40 岁时创办了小米，这家智能手机制造商预计今年上市，估值 800 亿美元。马云创办阿里巴巴时 34 岁，而李彦宏创建百度时 31 岁。腾讯的马化腾是个例外，创业时年仅 27。然而，互联网行业新一代创始人要年轻许多——滴滴出行的程维和今日头条的张一鸣，事业起步时也就 20 来岁。

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

科技行业的工作和职业运动员类似。

中国各行各业都存在对年长员工的压力，但在科技行业尤甚，狂热雇佣年轻人才，反映了中国渴望证明自己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中国已连续几十年通过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习近平主席的“中国 2025 计划”把活跃度带到一个更高水平，科技行业也迫切需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中领先全球。

表面上看，欧建新的死与 2010 年和 2011 年富士康低薪工人自杀潮有相似之处，都可以被广泛归因于劳动滥用。然而，谈论和回应欧建新故事的人，在意的是事件揭露的另一个问题。

在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国家里，许多中国科技公司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其它海外竞争对手，而雇佣年轻员工，比雇佣经验丰富的人所花费成本更少。为应对激烈竞争，中国互联网公司经常期望员工按所谓的 996 时间表工作：上午 9 点上班，晚上 9 点下班，每周工作 6 天，节假日照常。前文提到的 He 女招聘官曾在知乎写过一篇文章，讲人过了 30 岁后，很难从熬夜中恢复过来，生活重点从工作转向家庭，加班加点成为更大的负担。“在人力资源方面”，她写道：“我发现，刚到 30 岁中年危机就已经开始了”。

在智联招聘，数以万计的招聘信息都要求 35 岁以下的应聘者：京东招聘高级经理，要求有硕士学位；携程招聘销售，要求年龄在 20-28 岁间（京东称，其严格禁止基于年龄或性别的招聘限制，携程拒绝评论）。北京一家技术初创公司最近招聘前端开发人员，招聘公告中表示：该公司愿放宽对教育程度的要求，但限制年龄；大学学位不是招聘必须的，但如果你超过 30 岁，就别再来应聘。

“在科技行业工作，就像是当一名职业运动员”，曾投资小米和 Twitter 的企业家、天使投资人 Robin Chan 说：“你在 20-40 岁时要尽可能地努力工作，爬到行业上游，成为佼佼者。之后，你可以去干点儿别的，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中国的国家法律禁止基于性别、宗教和残疾的歧视，但基于年龄拒绝聘用某人是完全合法的。

“因为年龄原因被解雇的人，很少向律师寻求帮助”，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的社会活动家和访问学者 Lu Jun 说，他曾成功争取禁止中国雇主歧视乙肝携带者的立法，而在这之前，歧视很常见。

由于没有诉讼的法律依据，很少有人采取行动，但也有其他方法可以对雇主施加压力。2011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其网站上发布招聘公告，要求应聘者年龄在 28 岁以下。当地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就此事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写了一封公开信。媒体进行了报道，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实此事后，这条招聘信息被删除。

公共机构在迫使政府做出改变上功不可没，因为经常被私企当作学习的例子。Lu 说，这会造成涓滴效应。去年秋天，在欧建新的故事开始流传前不久，人权律师 Zhang Keke 听到几位同事谈论，深圳检察官办公室职员的职位要求，年龄上限为 28 岁。“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深圳已经足够开放，我不相信居然会发生这种事，”他说。中国第五大城市深圳被誉为是全国的硅谷——中兴、腾讯和华为总部都在那里，各方面也更为开放。

张因涉及有争议的案件闻名，两年前创立公益律师网络，负责处理歧视案件。他将深圳招聘信息发送到他的网络上，最终召集了一个由八名律师组成的小组，向深圳检察官办公室写了一封公开信，建议他们通过考试方式取代年龄限制。

在中国，不是每个人都以“对抗”的方式，来回应与年龄相关的招聘压力。

有些人说，这个系统教会他们比 30 多岁的同龄人更努力工作。成都诺基亚公司 33 岁的刘怀义，感觉在这个公司 IT 部门里，他的价值被缩小了，但这“促使我改变和提高技能，以能够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

他说：“我不认为 35 岁后就找不到工作，IT 业的人都必须不断学习跟上。”经过八个月努力，他被跨国医疗保健公司的一个 IT 职位聘用，这个岗位能提供给他更多工作保障。

顶尖技术人才的竞争，促使产生更高薪水同时，也放宽了对诸如 AI 和机器学习等复杂领域技术人员的年龄要求，这往往需要高级学位。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数据：中国人口中有 47% 的人口年龄超过 40 岁，20 年前这一比例为 30%。而这一数字，到 2030 年预计将上升到 55%。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结束，去年中国出生人数是 1720 万，而 2016 年是 1850 万。

技术招聘人员 He 仍然希望年龄歧视在中国能最终消失。“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更少的年轻候选人可供选择。”她说：“如果你没有更多的年轻员工，你将别无选择。”

就目前而言，她正为有朝一日自己的年龄会对不上自己的工作而准备。她在上海有两套房子，第二套已经租给别人，以获得额外现金，但她也梦想写一本书，并正致力于作为一个作家和在线影响力作者的职业生涯。她开了一个微信号，读者如果喜欢她的文章，可以给她小费。她在 4 月还发布了一本电子书，介绍公司可以如何用微信接触求职者。

她建议其他人也照着做。“我们担心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失去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如何支持自己的家庭，并过上体面生活？”她问：“我们得现在就开始做点什么。” 

是谁制造了年龄歧视

翻翻网上的招聘，很多写着性别不限、专业不限，却注明了“35岁以下”“40岁以下”。有记者调查发现，超过80%的招聘启事，将求职者的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31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是谁制造了年龄歧视?》)   作者：李侨明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45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在集体主义行为取向的系统里，个人的工作价值是“螺丝钉”式的存在，个人的价值被单一化和固定化了，而个人在面对系统时更难以讨价还价。时间的极权主义渗入系统后，个人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近日，读到一篇某著名媒体人的转型自述“人生五十，从头开始”，作者认真分析了“社会环境/系统”如何对待“大龄”的职业转型者。她发现，欧美与香港和内地一样存在求职者的年龄歧视问题。这种歧视风潮赤裸裸地出现在高校招生/招聘、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明文规定或潜规则当中。男女都不能幸免。如作者所言，年龄歧视不仅不符合实践上的逻辑，也涉嫌违反教育法和就业促进法。

作者清楚知道，自己没有在求学和求职过程中遭遇歧视，在统计学上“属于一个例外”。基于对自身社会位置的清醒认知，她强调:“不能因为自己是例外，而看不见自己其实甚至是系统性问题存在的受益者……”“身为例外，应该自觉应有的责任，和其他人携手，让未来更多像自己一样性别和年龄的人，可以拥有和自己一样自如的选择机会”。

我认为有必要将讨论往前推进一步，比年龄歧视本身更可怕的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环境都在“默许”这样的现象?到底是“谁”在制造年龄歧视?本文仅从社会加速理论和日常观察的角度去讨论“谁”在制造年龄歧视。

社会加速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掌门人”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理论成果。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处于现代社会的我们如何拥有美好生活?他认为，在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及生活节奏加速的三重作用下，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超出人们的控制与预期。这不断改变着我们身心运作节奏，也阻碍了美好生活的实现。他把加速定义为“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也就是说，“当下”的历时体验会越来越短，一旦无法匹配社会经验与期待的范围，将会被抛离社会加速运动的轨道。例如，几天不看朋友圈可能不知道最新的网络热点，跟人聊天就容易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尬聊”几次，多半就会被传说中的“同龄人”所抛弃了。

罗萨认为，在高度自由化和个体化的社会，隐藏着看似与之相矛盾的严密的社会时间规范。在这种规范下，我们每天有很多的“必须做”，因为“我们必须越跑越快，才能够待在原地”。这种加速竞赛，就像把现代人放置在“仓鼠滚轮”中，无法停止。一旦停止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现代社会的加速竞争制造了“罪责主体”，“但毫无慈悲与原谅”。这种时间规范是社会建构的，表现为“赤裸裸的事实、一种无可辩驳的自然法则”。社会加速进而导致时空的异化、自我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罗萨把“异化”做了广义的理解，他认为只要是人“自愿”去做那些并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就可以称之为“异化”。为了适应“年轻化”的求职需求而选择加速自身人生规划的人，也可能是被异化的人群。

社会加速，使得“出名要趁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能“出名”，但人和物品在“物理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社会和心理寿命却在不断地缩短。例如，以前的诺基亚手机可以用10年，现在的智能手机用1-2年就算是“长寿”了;“90后”“00后”的女性已经自称“老阿姨”“中年少女”。从教育的起跑线看，3岁入学的幼儿园已经不再是“起跑线”，许多家庭会在三岁前就花大把的钱在“早教”上面;从高校就业看，副教授、教授年轻化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甚至许多学校把35岁作为门槛，超过这个年龄都很难进入高校任职;企业和公务系统的招聘一般也把45岁作为招录候选人的年龄天花板。

吊诡的是，中国是越来越长寿的国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5年的《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男性约75岁，女性约78岁。根据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2030年，国人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9岁。从退休的年龄看，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尽管随着国民人均寿命的提升，我国人社部酝酿延迟退休的年龄，未来的退休年龄有望达到65岁，但这并无法阻止年龄歧视的蔓延。

在社会加速系统的作用下，我们的职业“高峰期”被期待提前了。公务系统干部年轻化、高校教职人员年轻化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旦超过35/45这样的年龄界限，即使表现再出色也很难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机会。这样的限制并不只是在女性身上发生，男性也同样是受害人。我的一位朋友，获得了海外知名院校的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只是他回国时已经超过了40岁，因此很难到较理想的院校任职。朋友说，有不少院校担心这种年龄的人进入高校就是去“养老”的。于是他选择去了一所普通的地方二本院校。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用“养老”的态度去面对工作。相反，他在SSCI和国内权威的CSSCI都有所发表，成果颇丰。在“双一流”的背景下，这些成果可以说是教研人员就业的“硬通货”，理论上说，朋友的成果可以进入省内任何一所重点高校。于是他向某重点高校毛遂自荐。对方刚开始对他的条件非常满意，只是后来到了学校人事处被卡了。人事处认为45岁是人才引进的“年龄红线”，而这位朋友已经46岁了。

这个事例可以让我们发现年龄歧视的荒谬和残酷，我们无从得知45岁的“年龄红线”是如何确定出来的，更无法知道45为什么就比46甚至55这样的数字更具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无疑的是，45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用社会加速理论去理解，年龄歧视可以理解为“时间的异化”，即是一种时间的“极权主义”。罗萨给出了四个极权主义的判断标准:“1.它对主体的意志与行动施加了压力;2.人们无处可逃，所有主体必然会受其影响;3.它无处不在，影响力不局限在社会生活单个或者几个领域;4.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批判它或对抗它”。在集体主义行为取向的系统里，个人的工作价值是“螺丝钉”式的存在，个人的价值被单一化和固定化了，而个人在面对系统时更难以讨价还价。时间的极权主义渗入系统后，个人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这种年龄歧视的“沉默之声”在时间的极权主义的作用下，蔓延于中国乃至全球却被视而不见。它仿佛人类生命周期的催化剂，促使着我们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单位内完成越来越多的人生任务，以迎合整个社会系统加速发展的要求。从本质看，如罗萨所言，年龄歧视是反现代社会的自主性和反思性承诺的，也就是说它带来的是无形的压迫和人类的异化。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厘清这样的逻辑，社会加速使得人的社会和心理“寿命”被压缩，职业生涯高峰被迫前移。这种时间的极权主义渗入了整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系统，个人的社会价值被单一化和固定化，进而导致人的异化。

对抗这种异化的可能出路是，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系统有清醒的认识，能用团结、坚忍的合作精神去与社会系统“沟通”，传递多元化和差异化的人文价值观与推动系统的改变，正如罗萨所言，用人与世界“共鸣”的关系，去取代年龄歧视中的“沉默无声”。